一字褒贬的政治权威

朱自清在原文中指出，《春秋》原本是鲁国的编年史，经孔子修订后，文字变得极其简练乃至干瘪。这种刻意的删减并非为了记录简便，而是为了实现微言大义。

通过对动词的极端克制使用（如杀与弑、溃与败），孔子在历史记录中嵌入了严苛的道德裁决。朱自清援引孟子之言：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标志着历史编纂正式具备了规范社会伦理的功能。

三传的起源与流变

由于《春秋》经文过于晦涩，战国至汉代产生了大量的解释文本。朱自清详述了三传的差异：

左传：侧重史实，朱自清赞誉其记事详赡，文采精妙。它不仅补足了经文缺失的背景，更通过生动的战争与外交描写，奠定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根基。而公羊与谷梁则侧重义理，通过问答体解析经文中的微言，带有浓厚的一家之言色彩。

史学与文学的合流

朱自清特别强调了《左传》在叙事艺术上的突破。他认为《左传》擅长通过辞令（外交演说）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局势的变迁。这种行人之辞反映了春秋时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与贵族风范。

在原文分析中，《左传》不再仅仅是经学的附庸，它开启了中国历史记叙的波澜阔之风，直接影响了后世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创作逻辑。

公羊传的素王说

朱自清解析道，《公羊传》将孔子神化为素王——即虽无君主之位，却为万世立法的人。公羊学的兴盛反映了汉代武帝时期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渴求。它通过解析一字褒贬，将地方史料转化为普世性的王道教条，完成了儒学制度化的关键一步。

从五经到四书的权力转移

朱自清在第七章清晰地梳理了儒家教材的重大变革。在南宋以前，五经作为国家标准教材，其地位神圣不可动摇。然而，五经篇幅宏大、古奥难懂，难以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。

南宋大儒朱熹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。他从《礼记》中抽取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与记录孔子言论的《论语》、记录孟子学说的《孟子》合并，编纂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这一举动将儒学的门槛降低，使其从贵族史料转化为平民生活指南。

次第与逻辑：朱熹的教学法

朱熹对四书的阅读顺序有着严格要求：先读《大学》以定规模，次读《论语》以立根本，再读《孟子》以观发越，终读《中庸》以求极深。

朱自清认为，这种由浅入深、由外而内的逻辑，不仅是读书的方法，更是一套严密的修身程序。自元代以后，四书被定为科举必考内容，正式成为统治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七百年的精神纲领。

《论语》：圣人的呼吸

朱自清指出《论语》的魅力在于其语录体带来的现场感。孔子并非在讲堂上正襟危坐地发布命令，而是在日常行、住、坐、卧中，针对弟子不同的性格缺陷进行点拨。这种因材施教使《论语》充满了温度，展现了儒家仁的核心是具体的、有生命力的个人修养。

《孟子》：战国的雷霆

相比孔子的含蓄，孟子处于百家争鸣的激烈战场。朱自清解析道，孟子的文章气势磅礴，雄辩有力。为了推广性善论与王道，孟子广泛使用排比、比喻等高超修辞，将儒学推向了更具攻击性和系统性的境地，反映了从和而不同到义利之辨的思维跃迁。